焦炭新一轮提涨范围扩大 焦煤供应略有收紧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规制改革与政务公开（17JJD820002）的阶段性成果。
[5]日本学者阿部泰隆称之为权利防御型模式。[10]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基本问题就是，谁依据什么如何作出适当的调整，对此调整行为又该如何进行规范。
第二是利害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又对人权负有积极意义的保障责任，通过给付行政、践行国家保护义务等实现人权。如果利益未被法律承认，或者未能在法律中得到明确，这时在法律之外，就有其他标准存在的必要性，例如技术规范、标准、规格等。另外，为了协调利害关系，行政机关可能会成立由行政机关和利害关系代表组成的专门组织，为利害调整提供特定场域。诱导措施的使用则是更新的方式。
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作出行政行为，课予行政相对人义务、减损其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损失补偿是平均损失的制度。现代化治理中的公民权利保障更要紧跟权利的时代特性，通过法治秩序的理性构建，积极回应现代社会多样化的权利诉求。
（二）改变风险信息公开的技术运用 现代信息科技已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技术手段，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公众而言，都将提升各自的信息能力。正如有学者所言：传染病防控信息的发布，必须在强化的风险预防意识之中进行，对有可能造成重大疫情的任何信息，都不应轻易掩盖于‘信息黑箱中。在充分实现公民风险信息知情权的基础上，还应当构建风险预警及信息发布与公众、专家之间沟通交流的多元互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风险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必要充分吸收公众和专家对风险决策信息的参与、交流，甚至专业性判断，排除其他干扰决策的信息源。
这其中，法治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必须以风险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完成公民权利保障和法治秩序构建的双重任务。在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以及多元利益冲突的风险社会，风险信息已经关系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三）公民知情权保障的功能定位：民主参与抑或社会参与 随着公民知情权性质和内容的逐步确立，公民知情权亦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公民民主参与、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更在于它能够形成有效的社会参与，调动全社会力量。这就意味着，省级以下的卫生行政部门并无疫情信息发布的法定权限。公民知情权保障在适应风险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同时，也应当具有全方位的回应性，既要回应政府风险治理的公共目标，也要回应多元权利主体的利益需求。在当下中国正在加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以现代化治理代替传统治理涉及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方方面面，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面对现代高风险社会的风险治理现代化问题。
尤其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信息已经成为公民知情权所指向的客体。宪法权利体系是一个具有稳定性和高度整合性的结构，同时也是具有自身调整性的开放体系，它内在地促进人与共同体的协调发展。风险信息公开必定经过了多重程序，其中最为重要的程序就是风险信息的发布和预警，其目的在于增强社会公众的自我防护能力和防控意识，从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风险信息公开主体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科技，政府信息公开能力和公众信息获取能力都将得到极大提升，使得普通社会公众摆脱信息链的末端地位。
知情权作为一种新型的公民权利，是公民知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其所表达的是公民对信息资源一种普遍的权利和利益需求，体现着公民权利和政府义务之间的—种相互关系。此外，依据《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以下简称《信息发布方案》），卫生部可以将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布权授权给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
因此，公民知情权的宪法构造要在宪法权利体系的整体视角下，立足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现代化治理，通过宪法确认及其配套制度的构建，实现公民知情权的最根本保障。如果公民对于某项行政活动不知情，就不能有效了解行政运作的具体过程，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一系列公民民主权利的运行和实现就难以保障。
因而，公民知情权在公民权利谱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知情权也被视为其他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而根据权利运行的一般原理，法治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安排，风险治理现代化中的公民知情权保障更加需要选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以此回应公民对风险信息的社会需求和权利意识。所谓依靠科学、依靠群众，就是要求在吸纳公众的普遍参与、交流以及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增加风险信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进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风险治理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实现风险治理技术的现代化。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能够快速掌握重大、紧急的疫情风险信息。（三）构建风险信息发布的多元互动机制 风险知情权并不仅限于把已有的信息公布，而涉及建立一个整体的信息搜集、交流、发布机制。
如果严格遵循信息发布权限高度集中的体制，则其他行政主体难以及时、准确以及全面地公布传染病等疫情风险信息，公民自然就无法及时经由信息发布了解疫情情况，提前进行合理的疫情防控。对此，日本芦部信喜教授曾指出：知情权是言论、表达自由在现代的发现形态，其作为个人权的同时又具有参政权的性质，是兼有自由权的方面和请求权以及社会权方面的复合性质的权利。
但现有制度所提供的基本上是一个信息单向流动的渠道。三、风险治理现代化中公民知情权保障的法治困境 随着风险时代的到来，风险信息已经成为新的公民知情权客体。
风险预防所涉及的利益权衡，不仅包括政府规制活动本身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而且还涉及风险本身的可能的收益与代价之间的权衡，以及风险与替代风险之间的本益比较。这显然不利于公民知情权及生命健康权的有效保障。
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对风险信息科技体系建设的鼓励和扶持，提供必要的实施经费以及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可以有效提升政府和公众的风险信息能力，更加充分地实现公民知情权的法治保障。首先，科技不仅是风险信息系统运用的建构方式，而且也是公民知情权的实现路径，应当将现代信息科技明确纳入传染病防治或突发事件应对的保障措施范畴。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自由、无阻地获取风险信息，一条无形存在的信息链已成为风险信息公开的最大阻碍。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治理现代化中的公民知情权保障议题。然而，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并不畅通。
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区块链作为一种分布式的点对点数据存储系统，具有开放性、透明性以及信息不可篡改等特征，区块链系统中的信息一旦被加入区块链后，就会无法更改，其数据也会对所有人公开，并可被全网节点审查、追溯。可见，政府与公民借助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建立的新型沟通网络，可打破时间、空间及部门与层级之间的限制，及时传达政府的施政意图、方针与政策，反映公民的要求和呼声，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力，实现公民对信息的平等共享。
而对于风险信息的发布，现行法律规范并没有严格区分其与普通政府信息之间的差别，而是一律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只有畅通风险信息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自由流动，让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才能不断增强公民抵抗风险的能力，并采取及时有效的防范措施。
必须在强化的风险跟踪意识之中进行，持续将不断确定的信息发布，减少以往发布的信息的不确定性，甚至自我纠正过去发布的错误信息。因而，只有充分发展和利用大数据资源，通过数据分析、检测和制定风险信息决策，才能不断提升政府的风险治理能力。当风险发生时，公众亟需获得关于风险事件本身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信息，然而，信息发布的层报、批准等程序致使风险状况不能为公众及时了解，同时又可能错失风险治理的最佳时间，加剧风险事件的不可控性。同样地，风险信息判断也要承认、尊重价值和利益的多元和变动，政府在风险决策时应当充分运用比例原则采取多元而灵活的策略，通过法律来协调各种因素的冲突，使各方利益在互相均衡和协调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
对此，麦迪逊就曾深刻指出：公众要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就必须用习得的知识中隐含的权力来武装自己。为避免政府法定的信息发布机制是失灵的，防止其法定职责的履行存在迟延作为，甚至是不作为，必须强调构建风险信息全面发布机制。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由于各类风险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生活构成的严重威胁，单纯依靠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风险治理的要求，还需调动公民参与风险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同行动增强整个社会系统对各类风险的反应、处置和协调等应急能力。
这种风险信息公开的结构均衡在形式上表现为信息公开制度和技术保障的完备、匀称，在实质上则体现为政府和公众之间信息权力关系的均衡。可以说，公民知情权保障了公民对各类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占有能力，从而在客观上提升了公民对政治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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